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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竞争永远存在,但方式永远在变
  在这个世界上的某些地方,锈迹斑斑、破烂不堪的制度和理念似乎正在撞击着每一个人,人们受到竞争精神的驱使,而竞争精神为赢者和输者带来的却是极其的无知。五年里,公司破产、道德沦丧、金融崩溃、政治陷入僵局,而辩解之词无不激昂慷慨,当这一切喧嚣退去之后,剩下的就只有竞争的冷酷表演了。
  迷信竞争的人通常会把查理•达尔文(Charles Darwin)搬出来,以获得认知上的支持。大多数人引用“适者生存”,却不知道这一说法的出处,它不是来自于达尔文,而是来自于赫伯特•斯宾塞(Herbert Spencer),他巧妙地解释了“自然选择”,将他自己偏爱的政治手段附加其上。社会达尔文派的人主张:因为非赢即输的世界是自然的,我们要进一步增强自身的竞争力,而不是质疑自然法则。毕竟,我们是进化竞赛的产物,在这场竞赛中,我们最好的遗传基因得以幸存,其他的则消亡殆尽。
  我们都相信了:在相互对抗中,每个人都会更努力地工作,而且效率更高,业绩更好。体育变成一个普遍的隐喻,使得原本明朗的内容更加模糊不清。当然,胜利者常常对此争论更加敏感。因为竞争为他们效力,他们无法看清自己的策略有什么错误,这可以理解。失败者无法书写历史。而且,不管怎样,竞争充满了乐趣,具有戏剧性,激动人心,赢家只有一个,而你总能知道身在何处。在似乎没有人知道去向何方,或者做什么的时候,那不是再清楚不过了吗?
  然而,我们已经知道,个体非理性,市场非有效,尽管如此,它们仍在发挥作用,因此,我们也意识到竞争会经常失效,最优秀的未必总能出乎其类、拔乎其萃,而且所谓竞争的效率似乎造成了大量的浪费。
  半个世纪以来,我们已经严重依赖竞争,寄希望于它能解决我们的问题,激励我们的孩子,鼓舞成年人,重振公司和事业机构。但我们回避了一个令人不舒服的事实,那就是我们对竞争过于崇拜,使得我们没有能力解决它所产生的问题。
  我们全都在竞争,但我们不能只有竞争。携手合作是人的本性,如果我们仔细观察,在我们身边的个体和组织都可以向我们显示它的存在。他们知道成长、学习和创造总要依赖各种各样的人和理念,它们可以自由分享,并得到慷慨的赞美。他们懂得公平、安全和信任是无拘无束进行探索的基本需要,这种探索才能产生新的思想。他们不接受靠失败者的数量来衡量成功的标准,而且他们完全排斥“成功可以量化”这一观念。驱使开拓者前进的并非“得分”,激励他们的反而是信仰:丰功伟业是集体创造的,效率因信任而得,安全感能打开思想的闸门。他们可以教会我们一切,他们尽全力分享。是的,在这个世界上存在着更好的生活和工作方式。没错,这些替代性选择是真实的、有意义的、可行的和可持续的。有比赢更好的成功方式。对我们所有人而言,那是一个更大的奖赏。
[subtitle=睾丸素决定你的好胜心]
  睾丸素决定你的好胜心
  为什么有些人的竞争心超强而其他人则不会如此呢?在生物学家看来,主要的怀疑对象是在子宫中、青春期和成人时的睾丸素,大多数科学家认为睾丸素水平在大脑发育过程中发挥着作用。到成年时,我们每个人体内都已经有了一个基本水平的睾丸素,终其一生它会保持十分稳定的状态。人们发现,睾丸素水平较高的男人不太可能结婚,而是更可能离婚,并且不太可能接受更高的教育或赚到更多的收入。睾丸素有时与攻击行为有关,于是人们认为较高水平的睾丸素可能与对权势更高的需求相关。但是,大量针对此课题的研究未能证明它们之间存在着明确的关联。
  然而,竞争表现出来的某些细节引起了某些人的兴趣。当被人挑战时,男人的睾丸素水平会上升,如果他赢了,睾丸素水平会再次上升,如果他输了,睾丸素水平会下降。也许它产生了一个激素反馈回路,那些需要权势的人会得到它,因此,就会更有可能也更加能够继续需求权势。女性则不同,在遇到挑战时,她们的睾丸素水平并不会上升。
  然而,有关睾丸素最惊人的事实是,它与判断能力差和情商差存在关联。在由著名的孤独症专家西蒙•巴伦科恩(Simon Baron-Cohen)监督进行的一个实验中,睾丸素被注射给女性,当时要求她们参与一个测试,即测量她们察言观色的能力,不出研究小组所料,睾丸素削弱了女性推断意图、情绪和其他心理状态的能力。进一步证实睾丸素水平高反而会对女性的社交智商产生消极影响。其他监控自然循环睾丸素的实验同样发现它会阻止移情作用的发生。
  最引起人们兴趣的是观察睾丸素和合作之间关系的研究。在英国研究者尼古拉斯•赖特(Nicholas Wright)及其同事进行的一项研究中,志愿者被分成几组,有的组口服了睾丸素,而其他组得到的则是安慰剂。要求每个人结成对子工作,观看一个屏幕,期待目标出现的那一时刻。首先,每个参与者必须独立做出决定,然后,他们必须合作做出决定。研究人员非常肯定的是,协同决策更为准确,事实也是如此。但是,他们真正想解答的问题是:睾丸素是提高了合作的质量,还是降低了合作的质量?
  结果他们发现睾丸素使得伙伴的合作能力大为降低。这一影响主要被归因于“自我中心偏差”:每个参与者更可能高估自己的意见,并且轻视伙伴的意见。从效果上看,睾丸素水平的提升使得参与者更加以自我为中心,更不可能与其他人共事,其结果就是他们无法从合作中受益。
  我们可以看出睾丸素和激烈竞争之间存在联系,但我们不知道的是为什么有些人的睾丸素水平会更高。这一差异说明了问题,但还不能完全解释实验之外的行为和真实生活的复杂性。我们不会也不希望看到有一天激素测试用到了面试或招聘之中。虽然有其复杂性,但有一件事情在科学上是清楚的,那就是单纯的生物学不可能对社会和心理过程的复杂互动作出充分的解释。不管是出生之前还是出生之后,激素水平本身无法解释个性,甚至最相信神经化学的研究人员也不再讨论父母依恋和环境的重要性。需要考虑的其他因素简直是太多了,有几百个之多。气质、先前存在的行为、社会支持和文化等多种因素都会影响结果,而我们的研究一次只能确定几个要素。同一个家庭抚养长大的同卵双胞胎会发育出不同的免疫系统,这一事实证明了所有因素相互作用的复杂性。其中最具有影响的因素是经历,即发生在我们身上的事情和我们做过的事情。
  我父亲的争强好胜让他成为一个盛气凌人的人。这对我的职业生涯大有助益,因为我在工作中遇到了很多像他这样的人:很有天赋,但目中无人。这种经历并不是某个行业特有的,这种人物在传媒业就跟在软件开发、风险投资和咨询行业一样随处可见。没有人愿意选择这样的老板,大多数员工一有机会就会走人。我在成长的过程中遇到不少这种性格的人,因而学会了巧妙应对的办法,我擅长避免对抗,有技巧地顺从,但也深深地感到无奈。这些人恃才傲物,相比于建立持久的人际关系,他们更渴望胜利。我爱我的父亲,但我看到他陷入困境,受到孤立和排挤,而他对此无能为力。
  就像许多竞争心超强的人一样,他也有吸引力,甚至魄力超凡。竞争的能量和动力是充满活力和迷人的,但就像海妖的歌声引诱着其他毫无察觉的人,一旦撞到人际关系的岩石上注定会失败一样。因此,竞争心超强的人取得的成就常常是一时的,而且代价很高,表现为关系受损、机会错失和失去联系。因为我们认为有些成就高的人属于这一类,也就简单地推测竞争心超强的人总能成功,认为付出这样的代价是值得的。但是,我们应当警惕这种偏见,这个世界并不会为竞争心超强的人唱赞歌,驱动他们的力量也会摧毁他们。我遇到过很多这样的人。
  “一将功成万骨枯”的竞争,基本上是反社会的。然而,人们在竞争心强烈的人身上观察到了显而易见的成功,受此鼓励,许多社会达尔文主义者将此类人的动力与高产和高成就联系到了一起。他们争论道:只要一个人有一颗决心要赢的心,经济增长将会飙升,巨大的人类潜力就会得到释放。为什么渴望其他人失败的感觉很自然,而跟其他人愉快合作的能力却相反呢?或许由竞争心超强的人引起的戏剧性效果和刺激要比亲社会的行为让人感觉更真实、自然和可信。这是对自然选择的低级误解,但是,这种误解并不只与超级竞争、高成本和反社会的倾向有关,比如恃强凌弱、自恋和马基雅维利主义,而是它不会与更高水平的成功联系在一起。为了能赢而变得道德败坏,并不能保证取胜。
  
[subtitle=如何正确看待孩子的分数]
  如何正确看待孩子的分数
  很少有悲剧比生活受阻更悲惨,很少有不公比失去奋斗的机会甚至希望更痛切,它们源于外部强加的限制,却被错误地认为出自人的内心。我们居住在一个人各有别、各有所爱的世界,但半真半假的偏颇理论却成了意识形态。
  ——斯蒂芬•杰伊•古尔德
  “从2 岁开始这些小孩子就在竞争! 3 岁时,为了进幼儿园,他们就开始接受训练和指导。幼儿园!他们的父母紧盯着他们,告诉他们如果不能进入这个幼儿园,就不会进入好的小学或中学,然后高中也会失败,他们的生活就会一败涂地。竞争从幼儿开始,而且越来越激烈。”
  父母的恐慌已经达到了面对流行病的程度,从而刺激了一类书的出现,这些书的目的就是提供建议,有时它们能起到缓解的作用,有时却是火上浇油,让父母对孩子的教育感到害怕、颤抖。不管你认为蔡美儿(Amy Chua)的《虎妈战歌》(Battle Hymn of the tiger Mother )是一个笑谈还是一个指导手册,该书对成功的描述明显触动了美国精神的神经。
  追求成功带来的焦虑感已经高涨了几十年,但全球经济危机以及年轻人的高失业率已经将恐惧变成了可自我延续的歇斯底里。如果薪酬丰厚的工作为数不多,那么,光彩夺目的学历就显得至关重要,而教育的风险、成绩的代价也都很大。过去十几年以来,美国年轻人的失业率超过了欧洲,25~34 岁之间的美国人的无业率一度超过了26%,这种情况发展得虽然缓慢,却是真实发生了。年轻工人是唯一一个工资下降的年龄组,因为他们在2013 年的工资比2000 年时还低。因特网、机器人和全球化淘汰了初级工作岗位,因此,要想出人头地,一流的教育显然是唯一的生存方法。你可以忘记逆袭的传奇了,现在,成败都取决于并只取决于学校教育。
  对这种恐慌的每一种反应都会促生出几种竞争性的教育市场,在这些市场中,孩子相互竞争,教师相互竞争,并且学校之间为了抢夺优秀的生源而狂乱竞争。因为预期新的特许学校会加剧市场竞争,那些落后的学校必须提升它们的竞争能力。但是,随着竞争市场成为常态,学校开始操纵这个体系,选择并留住进取心最强的学生,同时“劝退”那些成绩不达标的学生。竞争战略从不会提高每一个人的成绩(但所有取得最好业绩的学生能完成学业)。相反,竞争加剧了每个学生对自己的恐慌和绝望,使得他们不得不独辟蹊径,以便可以穿越这个危险的教育丛林。
  某些孩子学习数学不费劲,或者阅读速度比其他学生要快,学习慢的理应给予更多的时间,而学习快的不应被他们拖了后腿。在分轨制中,孩子得出了一个更简单的信息:你要么是学习快的,要么是学习慢的;要么是聪颖的,要么是天赋不高的;要么是胜者,要么是输家。孩子们或明或暗地被分类。
  我们坚持认为激励孩子(和成人)的方式就是给他们提供奖励,这是严重违反直觉的。不管是分数、星星、证书、金钱或奖品,“每种预期可以拿在手里的奖品对完成任务的激励只是暂时有效,事实上,它削弱了内在动机”。普林斯顿大学的心理学家郭保(SamGlucksberg)发现:如果要求某人带有一定独创性地解决一个问题,并且解决的话会得到一定的现金奖励,那么,相比得不到现金奖励的人,此人解决问题的用时更长。许多其他的实验也得出了同样的结论:不管是分数、奖品或汉堡优惠券,只要对外部回报有所期待,创造活动所需要的丰富思维就会枯竭。而且,真正的批判性思维和创新需要的是发散性思维、尝试不解决问题的答案和检验概念,关键是要允许犯错。当大家全都关注于考试及其结果时,这些做法根本不会产生。
  父母都是为了孩子好,他们想用成绩来证明自己的孩子有天赋、有才华,事实上却让问题随之恶化。我们知道,兴趣要比才能重要,但兴趣不是一成不变的,它容易受鼓励、开发、善意和耐心的影响。教育体制就像是一个越野障碍赛的赛场,考试和评价将学习变成了商品,而且其中弥漫着对失败的恐惧,这个体系大大限制了对学生的鼓励。学生学会了各种应付考试的方法,但这与学生的能力没有关系。相反,看上去似乎是我们的基因决定了谁喜欢考试,并且还能考得很好。“许多孩子现在对于他们想要什么样的生活没有概念。没关系。我告诉他们任何的分数只是在某个时点的测量,成绩不能证明‘你是谁’或‘你是否优秀’。
[subtitle=恋爱中的竞争心理学]
  恋爱中的竞争心理学
  在职场上,评估取胜的机会似乎相当简便。不过在追求性、爱和婚姻时,它又非常微妙。
  克莱尔(Clare)告诉我说:“我总在想,要想俘虏一个小伙子,我必须特别漂亮,还要有一点风骚、聪明,但不要太聪明。”她在一家工程公司刚刚升任高管,聪明,有教养,和男性职员配合默契。但当她外出约会时,她会关心自己的能力会给人留下什么印象。“我想要自信,我的意思是说,我是自信的,但你不能太强势。如果是第一次约会,我会想:要小心,要注意观察信号,第一次约会,这个家伙对我有多少感觉?”她有点紧张地哧哧笑起来,“确实需要技巧,因为你想要给那位小伙子留下深刻的印象,但你不能让他感觉低人一头。”当我问单身男人如何吸引女性时,发现他们有一个类似的想法。
  一名帅气、坦率的小伙子告诉我说:“男人想让他们的‘老二’变大10倍。”当男人不得不与女伴的前男友比较阴茎的大小时,他们常常会有怎样的烦恼呢?是咧嘴傻笑着向赤裸的私处致意呢,还是报以得意的笑容?当男人打算发生性行为时,难道他们不会因此感到焦虑吗?我认为这种不安全感来自于男性竞争的深层内涵,这种竞争在我们的文化中是先天的。大多数男人害怕他们没有吸引和保住伴侣的能力。
  虽然很多药物针对的是男性(并且大多是由男性开发的),但性欲对于女性也同样重要。它并非是一种新近的现象,在缝纫机、电风扇、水壶和烤面包机出现之后,1901 年出现的第五种家用电器就是女用震动器,15 年以后,它的销量就超过了烤面包机。进化生物学和现代性学的大量研究证实,女性的性欲与男性一样强烈,女性同样也会准备花费大量金钱用于吸引异性伴侣。在世界范围内,尽管最近不断有可怕的事件爆出,但隆胸业每年的产值超过10 亿美元。为了追求外表上的吸引力,大量模特和名人的乳房、臀部、嘴唇和脸不是被增大,就是经过了整修。
  但是,身体上的天赋条件往往还不够,财产可以替代这些方面的缺失。我面谈过的所有男性和女性都坚持认为:他们不会认真考虑在财务上不能做出贡献的伴侣。失业的演员、音乐家和艺术家通常是不被列入考虑人选的。在中国,这种偏好更加明显:如果一个男人没钱买房,他将很难找到媳妇。在一个男性要远远多于女性的社会,男人买房就是为了提升自己在婚姻市场中的地位,但这只会促使房价的上涨,使得谈情说爱和住房成为一种高风险的竞赛。有些观察家将中国的房产比作孔雀的羽毛:它是夺人眼球的装饰,没有它的话就无法自信地炫耀。
  性是一种竞赛,这种观念贯穿于人类史和神话之中,从希腊诸神、小说家简•奥斯汀到寻找真爱的小说女主角布里奇特•琼斯(Bridget Jones)。男人要与身体、职业或财产实力强于自己的其他男性展开竞争,女性则与聪明、妩媚、标致或可爱的其他女性相竞争。
  进化生物学家认为:所有的物种都有繁殖的动力,而我们追求性伴侣,那只不过是做了所有生物要做的事。有些研究人员走得更远,他们认为战争源于性的竞赛,而在男人仍然是一夫多妻时,这种竞争是普遍存在的。因此,一夫一妻制是社会稳定和文明的基础(这就是为什么有些政治家仍旧认为给已婚夫妇减税有益于社会,等于这是给这些夫妇的持续性现金奖励)。但是,如果将对性伴侣的追求固化成一种比赛,就等于是过分强调了奖品:非常漂亮的伴侣和盛大的婚礼。
  将性的征服当成是一种竞赛所带来的问题不仅是因为它失去了人性,而且是因为它将注意力放到了对结果的追逐上,很少想或者不去想以后会发生什么。就像是学习和测验,即刻的奖励要比长期的过程更被看重。每个人想的都是如何像头条新闻般宣布怀孕,很少有人承认聪明伶俐的小娃娃不会一直这么可爱。一旦所有的兴奋消失殆尽,养育孩子的艰辛所能给予的奖励就非常少了。同样,盛大的婚礼过后则是长年厮守的平凡日子。
  竞争是游戏的核心利润点
  “成为赢家,你必须要有惊人的自信,我在玩游戏时始终很有自信,”范•克利夫告诉我,“对于结果也还算满意——我们都有强迫症(OCD)。通关后会有非常愉悦的感觉。游戏设定的奖励制度是不断为你提供胡萝卜和更好的胡萝卜,让你觉得你正在取胜。然后,还有一个排行榜,你处于公开的世界级的竞技场,让你可以一展拳脚。人们知道谁是最佳团队中的玩家,谁是团队中最好的选手。它们比现实世界更清晰、更绝对。”
  游戏中的身份和获胜的喜悦让他感觉非常值得,但也使得范•克利夫忽视了他的妻子、他刚出生的孩子及其工作。虚拟世界的地位让他感觉要更有权势,游戏给了他实实在在的奖励(“我今天比昨天有进步”),还有外部奖励(“每个人都能看到我有多棒”),而这是现实世界永远不可能给他的。
  范•克利夫的成瘾不是偶然的,它是被刻意培养出来的,因为所有的电脑游戏都特意设计,吸引玩家为了获得奖励和身份而玩。“作为一名游戏设计师,竞争力是一项关键因素。在单机游戏中,你希望的是可以跟朋友吹牛。在联机游戏中,你的成绩是每个人都能看到的。”
  “游戏都有强制循环。这确实是一个扰动项,但我们会把它们设计在里面,它让游戏变得更好玩。我们用一种爬山算法:开始时对技巧和挑战性要求低,然后逐渐提升。如果提升太慢,你就会厌烦。如果提高过快,玩游戏的人会放弃。在游戏中,我们会把它描绘成一个颤音,一条波浪线。你会时来运转,并得到额外的挑战。大脑研究指出,它的作用就像体育锻炼一样,消耗和生成葡萄糖。他们会坚持下去,因为他们不知道何时会有一个大礼包,而他们又必须得到它。”
[subtitle=从比工资这件事看一个社会的心态]
  从比工资这件事看一个社会的心态
  人们对工资的考量中,最重要的是相关性。绝对数量本身不会赐给他们身份地位,而你比别人多多少才是关键。这就是为什么薪酬变成了一个贪得无厌的问题:重要的不是获取足够的数据,而是获取更多。“我可以告诉你50 多岁的亿万富翁仍然在忙碌,因为他们不甘落后。他们非常害怕失败,他们想要每天醒来都追求胜利,就像运动员那样。”
  通过观察强者和弱者之间的距离,你可以对文化做很多描述,不管它是公司文化,还是国家文化,都是如此。距离总会付出代价,距离越远,社会成本就越高。
  20 世纪70 年代,迈克尔•马尔莫(Michael Marmot)针对1 万多名英国公务员开展了一项著名的研究,他证明了那些在“啄序”下层的人压力最大,因而健康状况较差。工作等级最低的男性,比如信使和看门人,其死亡率是那些处于最高位男性的三倍。尽管一些差异后来被解释成生活方式的选择,比如饮食或吸烟,但这些独立的因素无法解释超过1/3 的底层工作人员患有心脏病。权力距离对他们的生理健康和心理健康产生了直接的影响。权力确实在身体方面保护了有权有势者,而权力距离让无权无势者身体脆弱,易受疾病的攻击。我们发现自己被困在了自己设计的一个强制循环中:社会竞争越激烈,管理层级的台阶就会越陡峭,不平等就会越严重,反过来又使得竞争更加激烈。
  地位、薪酬和权力创造出一种不受影响的感觉,这正是安东尼•萨尔斯(Anthony Salz)调查巴克莱银行之后的发现:“在竞争激烈的国际市场(以及在泡沫期间)雇用最优秀的人才……薪酬促使少数人认为他们是不受普通规则限制的。少数投资银行家似乎失去了分寸感和谦卑感。” 世界上一些最成功的公司都会尽其所能审慎地创建最为扁平的管理层级。有些企业会这样做,乃是因为其创始人相信这会推动更高水平的创新和协作;在其他人看来,对于权力的排斥是基于一种认识:知识和洞察力常常更多地存在于组织内部,而非高管。但这样的企业并不多,许多人无奈地困在了企业里,他们觉得别无选择,只有通过竞争求生存。很多时候反而证明了斯德哥尔摩综合征的存在:能在这种环境中待这么久,证明他们很厉害。毕竟你通过一个高度竞争的系统爬到了顶层。
  未来公司是员工所有制
  像许多由雇员拥有的公司一样,偿付能力和增长是目标,而不是收入的数字或季度收益。支持这些企业的人认为:正是这些目标让他们变得如此成功,因为他们专注于有意义的改进,而不是关注过分简单或武断的目标。
  “我们的利润有40% 分配给了各位员工。剩下的用在了内部投资:更多的培训,更多的研发。”特里•希尔(Terry Hill)告诉我,“在新技术、新建筑方面,我们想把眼光放长远一点。所以,相比同领域的其他人,我们在研发上投了更多的钱。”
  希尔为英国的奥雅纳公司(Arup)工作,它是全球性的建筑工程顾问公司,参与设计了世界上一些最复杂和最具创造性的建筑,如拉斯维加斯的云霄飞车、北京奥运村的国家水上运动中心和鸟巢、新加坡滨海湾金沙度假村和伦敦的千禧桥。该公司之所以得到这些设计任务,是因为它走在建筑工程的前沿。2013 年,奥雅纳在柏林推出了微藻立体表面,想看看藻类是否可以为一座建筑塑形的同时还能提供电力。该公司正在探索生物桥梁、可拆卸房屋,以及将在2050 年使75% 的世界人口居住在城市里时需要的房子。希尔说,这项研究是可行的,只是因为该公司没有股东,也不属于任何种族,却致力于三件事:卓越、彼此尊重和他所谓的“合理的繁荣”,他的意思是说想要发大财的人只能去别处。奥雅纳工程的复杂性需要高水平的合作,这需要同样高水平的信任。这种程度的信任已通过其所有权结构融入了这家公司。
  通过将公司交给员工,奥韦•奥雅纳(Ove Arup)有效地剥夺了自己孩子的继承权。他这样做是因为他坚信追求品质是有益于社会的,他想让拥有同样想法的人携起手来。他认为钱造成分裂,而不是统一。让每个人成为拥有者,大家就都有了使命感。
  “我们不想浪费时间管控分析师的预期,我们不必陷入那种困境,”希尔自豪地说,“我们只是建造东西。如果这里有人在工作上碰到了问题,又不知道如何解决,他们可以将问题贴到内联网上,24 小时以内,他们就会从某个办事处的某人那里得到答案。我们分享知识,建立信任,因为我们互相帮助和成长,既有个人的,也有专业的。我们的人大部分留了下来,有75%,所以我们的增长就是他们的成长。即使经历萧条,我们也没有哪一年是不增长的。”
  奥雅纳在42 个国家拥有1.1 万名员工,它积累起来的知识令人震惊。在被要求为北京奥运会建造马厩时,奥雅纳的一名员工需要帮助想出如何应对2500匹马的问题,因为这些马在世界各地飞来飞去之后会紧张不安。“你能想象到那些污水!”希尔笑着说。结果是,奥雅纳另一名员工曾在纽约赛马会工作过,可以助一臂之力。与其站在那里等着从公司的成功中捞好处,为什么就不能相互帮助呢?
  奥雅纳是一个扁平组织,不培养、不崇拜超级明星,奥雅纳认为明星是人造的错觉,它会迷惑人的思维。相反,他建立了一家公司,旨在通过让其中的每个人都被重视,而且成为所有者,从而取得成功。如果有啄序,它也是不断变化的。但这种扁平结构要在同事之间、客户之间建立互信。每个人都是主人,如果发生了什么事,每个人都有发言权。这种优势有时候会导致效率较低,比如在是否进入日本市场这件事上用了10 年。大多数建筑公司只会持续一两代人,而奥雅纳已经传到了第四代。该公司并不打算冲刺,而是持续地成长、学习和建设。
  希尔和法塞知道员工所有制并不是治疗所有企业病的灵丹妙药,但是,激励他们协作,而不是与竞争对手搏斗,对创新是有益的,大家的生活也会因为共享的工作和社会关系而得到提升。
  当然,基布和奥雅纳并非特例。在美国,有一半的员工参与了某种形式的员工所有制。很多世界上最成功和全球化的企业就是按这种方式运行的,如蔡司、华为、塔利斯•拉塞尔、大众超市和戈尔公司,以及很多硅谷中的创业企业。甚至开始时由创始人全资拥有的私营企业也能改变:25 年以后,艾琳•费雪已将她创办的服装公司的32.5% 分配给了她的员工,她认为这将使企业更可持续发展,更具有协作精神和创造性。
  从我在雇员拥有的公司里工作的经验来看,它们从根本上改变了其中的人看待同事和自己的方式。你很少需要规则,因为信任度很高;毕竟,如果你拥有公司的一部分,你就不需要任何人来告诉你不要浪费金钱或时间。你不需要奖励就会好好工作,也不需要奖品提醒你客户的重要性。首先,任何人赢了,所有人都赢了。硅谷的创造力不能完全归因于大多数员工拥有自己所在公司的股票,因为在这些公司里通常还是风险投资家或创始人控制着决策,但从我自己的经验来看,我知道它改变了社会契约:人们对合作的看法和感觉。
  当每个人都是老板时,啄序就不是金字塔形状的,而是一个网络。因为他们在相处时会把大家当成同等的人,彼此有着相同的激情和承诺,他们会发挥差异性的优势,用于解决遇到的问题和挑战。如果这激起了很多冲突,那么,就像兄弟姐妹一样,他们必须学会协调,企业的合作就会充满活力。 

    者:[] 玛格丽特·赫夫南        黄延峰

社: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出版日期:20167

    价:4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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