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杨庆育

清华大学国情研究院兼职研究员

论述一个大国所面临的超级大问题，视角和突破口显然都是超难度的。中国经历了长时间的高速发展，几乎所有经济指标都面临一轮拐点的出现，几乎所有学者都把转型作为出路。然而，怎么正确看待这种现象，尤其是如何选择转型路径，的确是超级大问题。经济学家蔡昉用三年多的时间，潜心研究、分析观察，以独特的写作方式，深入浅出、旁征博引，运用大量理论和分析测算的数据，以其著作《读懂中国经济》回应了这个超级难题。

如何认识中国奇迹？

对于中国1978年以来的高增长，已经没有任何人再有质疑，然而如何认识这一现象，却莫衷一是。把中国经济置于历史的长河考察，2000多年来，中国的GDP总量出现了惊人的V型发展特征。在长达1950多年的历史中，中国GDP占世界的比重经历了由盛而衰的过程。早在公元元年就已占到世界的四分之一；到1820年前后，一度冲上三分之一左右；之后便下降至20世纪40年代末的5%左右。新中国的建立，尤其是近40年的改革开放，这个占比一路飙升。对于此，可以运用工业革命后的“大分流”、“李约瑟之谜”、人口红利的二元经济来进行解释。对于人口研究颇有建树的蔡昉，并没有被单一要素所束缚。他一方面以科学的态度承认人口红利在中国奇迹中的作用，而面对高增长后出现的回落，他认定资本边际报酬总是要下降的，人口红利最终也会消失。但是，技术、制度创新、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等可以将下降的部分补回来。

然而，对于中国奇迹，就全球学者而言，都大为关注。这本身就说明中国经济对全球的影响在不断升温，各种观点纷至沓来。但大致归类不外乎一是“捧杀”，无限提升中国GDP总量，导致面临“修昔底德陷阱”；二是“唱衰”，针对中国从2010年以来的速度下降，又出现“撞墙”、深陷“锈带”一类说法。科学是严谨的，作者以严肃的研究结论回应了上述一系列“狼来了”的炒作者。

针对运用变量间关系来简单推测中国经济的观点，作者指出忽略经济变量间错综复杂的关系，把某些时期的经验关系应用到变化环境下，其结论会有很大的风险。针对机械利用中国数据的低能错误，作者明确阐述如何对中国某些指标的正确判定。最后以生产要素供给和全要素生产率角度支撑的潜在增长率验证了中国的实际经济增长率。

中国经济会“撞墙”吗？会由此而一直衰退吗？作者验证了中国经济奇迹及其延续的逻辑是，中国改革的渐进性质会针对微观环节的体制弊端，进行一系列新举措，从而推动经济增长；全面深化改革带来的增量改革会在转型过程中既保护原有正当权益人利益，又同时提高人民群众生活水平；中国改革促发展的原则并非要达到某个既定的目标模式，而是以增进人民福祉和增强国力为目标，这是中国改革不会陷入任何先验的教条中的关键；中国改革的整体推进特点，在不同时期、不同阶段和不同领域，也交织着涉及存量变化的相对激进的改革，改革采取什么样的形式和步骤，取决于体制作为一个整体的相互适应性需要，所以无论是从局部效果还是阶段效果观察，改革的整体推进特征十分明显。

正是中国改革的这些特征造就了中国诸种潜在的发展因素能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始终不停的转换成现实的经济增长源泉。作者并没有因此而忽视世界经济大师们对类似中国情形的警示，如解释李约瑟之谜，应该借鉴经典文献中关于经济发展特征性事实的概括；对库茨涅茨的现代经济增长六大特征标准，相对于中国的现状有些已经不太准确了；对帕兰特-普雷斯科特发展事实理论，要结合中国的特性来加以观察；对卡尔多事实的六条，可以针对中国发展的研究，通过证伪的手段来验证。总之，在如何认识中国奇迹之谜的问题上，作者成功地运用了中国的实证理论并借鉴了经典经济学家的一些主要观点，具有极强的说服力。

中国进入发展拐点应该如何应对？

不论是刘易斯转折点、库茨涅茨转折点以及第二个刘易斯转折点的一般理论，似乎都可以证明2010年后的中国经济进入了拐点。但作者在开篇就提醒读者注意，大国经济的转折不同于一般的转折。

通常在定义大国小国时，规模是重要的指标，但本质上并非完全是规模，小国经济的核心特征在于其资源禀赋结构与产业结构的同质性，而大国经济的特征是地区之间的异质性，资源禀赋、产业结构以及发展水平均不同。

中国事实上出现的区域不平衡，为区域空间差提供了一些特殊的机会。从已经走过的发展过程中，有利于中国经济增长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后发优势”，差异的存在使“后发优势”具有梯次性。“后发优势”中一个很重要的理论是产业转移，空间差异使雁阵模型由国际版改为国内版。例如，中国东部与中西部之间的差距，完全可以独立完成若干周期的雁阵是产业转移；中国每个省（市、自治区）都相当于一个“国家级”的经济体，产业不停顿地产生转移。

美国波士顿咨询公司曾经断言中国已经丧失了竞争优势，会被越南和印度替代，其错误就在于他们没有考虑中国的大国经济特征。当然，任何国家都必须面对劳动年龄人口的变化，及其对经济增长源泉的影响，当人口年龄结构处在最富有生产性的阶段时，充足的劳动力供给和高储蓄率为经济增长提供了一个额外的源泉，这被称为人口红利。

相应的，一旦人口转变超过这个阶段，人口年龄结构因老龄化而在总体上不再富有生产性时，通常意义上的人口红利便丧失。但是影响经济增长的因素很多，绝非单纯人的因素，经济学家在捍卫新古典增长理论的实证研究中，先后找出上百个具有统计显著性的解释变量，企图解释经济增长之谜。研究中得到的一个重要结论是，对于低收入国家处于“贫困陷阱”中极为低下的稳定增长，以及高收入国家处于技术创新前沿上的低稳态增长水平，尤其要避免以人口因素来进行解释。

中国的有关人口研究报告显示，15-59岁的劳动人口从2010年开始减少，即便是2013年的“单独两孩政策”也无法改变中国劳动年龄人口绝对数量的减少趋势。由于中国劳动者不同群体在退休后的预期寿命不同，导致享受养老金的时间长短各异，同时以人力资本为主要基准来衡量劳动力的总体特征不同，如我国劳动年龄人口中，年龄越大受教育水平越低，所以单纯依靠延长退休年龄来应对老年化，高龄段的劳动者会陷入不利的竞争地位。显然，进入刘易斯拐点区域后，中国面临的挑战是非常明显的。这种挑战既来自与一般国家相似的老龄化，还面临“未富先老”的特征，这与日本和韩国相比就非常突出。

怎么面对这个挑战，作者给出了清晰地路线图。一是根据美国人口经济学家李和梅森的研究，在人口区域老龄化的情况下，个人和家庭的未雨绸缪可以产生一个新的储蓄动机，形成新的储蓄来源，形成在金融市场的投资收益；其次通过人力资源积累、技术进步和体制改革，实现在后人口红利发展阶段上的全要素生产率的改进；第三是充分释放教育质量在经济增长中的贡献潜力。经济学家马纽利等人研究表明，考虑教育质量的人力资本可以成为一个更加完整充分的解释变量，其产生的促进经济增长的作用，从统计结果上看则是大幅度提高，甚至比生产率提高的贡献还大。

怎样跨过中等收入陷阱？

当我国GDP增速降到8%以下后，不仅国际上“唱衰”中国的声音甚嚣尘上，即便中国学者也纷纷表示担忧，这种担忧直接指向“中等收入陷阱”。这个陷阱可怕吗？笔者曾统计了从20世纪中叶到2015年间，成功跨越中等收入的国家和地区占区间进入中等收入的国家地区总量不到30%。

当然，我们不能因为多数国家都没有跨过这个“坎”来说明自己的事。中国的国情特殊，对中国的分析方法也难免特殊一些。我们经过了长时间的高速发展，今天究竟应该如何科学确定增长速度？

一般来说，潜在增长率是影响现实增长率的一个重要因素。但是，它反映的是一个经济体由供给方因素所决定的中长期增长能力，与短期的需求相关性很弱。劳动力供给、储蓄率和全要素生产率是影响潜在增长率的重要因素，决定了经济增长合理的速度区间，而出口、投资和居民消费等需求因素，只决定经济体是否在合理速度区间运行。所以，潜在增长率既定，出现需求不足可能导致经济增长下行的危险时，运用宏观经济政策手段管理需求是必要的。但用刺激出口、投资和消费，试图将实际增长率拉升到潜在增长率之上，则是十分危险的。这一点已经被1990年日本和2008年中国、美国的调控所证实。

中国用刺激需求手段不行，但从供给角度入手提高潜在增长率却可行，这也被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的一系列政策所证实。作者经测算认为，当前中国的制度性改革，可以在2030年后显现效果，潜在增长率可以提高到10%-15%。那么，对于目前的7%-8%的速度，其根源在于潜在增长率的多重因素影响，其合理性是存在的。

那么这与“中等收入陷阱”有关吗？根据对多数长期徘徊于中等收入的国家特征分析，一般按以下四个步骤掉入“陷阱”。

一是经济体经历一定时期较快增长后开始减速；二是对减速原因的误判导致政策失误，使减速演变为停滞；三是面对经济停滞出现的一系列问题，政府进一步饮鸩止渴应对，使经济社会体制全面扭曲；四是与停滞经济增长相伴而存在的资源、收入分配的严重不平等，形成既得利益集团，并竭力维护扭曲的分配格局。

显然，对中国而言，目前可以对号的只有第一点，其他几点在局部有相关信号出现。但党和国家已经清楚的看到了问题的端倪，并着手从根本上解决这些问题。作为负责任的学者并未因此而高枕无忧，蔡昉开出了避免落入陷阱的药方，一是准确判断经济增长阶段。多种因素推动中国经济速度下降并非周期使然，原因在于供给侧而非需求侧，这种判断有助于我们全面深化改革以挖掘增长潜力，开启新的增长动力。二是通过改革挖掘制度红利。

中国未来的增长源泉来自资本积累、劳动力增长、人力资本提高、资源配置的改进和技术进步。简单引入西方国家的退休年龄后延，在我国面临较大比例退休年龄者受教育程度普遍低的现状，推迟退休年龄只应该是个渐近的改革过程；如果能切实采取措施将农民工市民化，并加大技能培训，劳动参与率将会明显提高。通过资源的重新配置提高全要素生产率，这可以通过体制改革的深化来完成。

在技术进步上，中国与发达经济体还有很大差距，这将带来“后发优势”，如果过度强调或扭曲创新的含义，就可能牺牲本应有的“后发优势”；创新就是把现实中的质量结构提高，不能提高的退出竞争舞台，从而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

更重要的是依靠人力资本的积累，未来中国经济的变化趋势是，经济增长速度慢，产业结构调整速度加快，按照目前岗位对人力资本的要求，第二产业的资本密集型岗位要求的受教育年限是10.4年，第三产业的技术密集型岗位要求的受教育年限是13.3年，如果未来的产业变化趋势是要求岗位的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程度提高，那么目前农民工的受教育程度就不足以支撑他们转向这些岗位；显然，新产业结构要求更高的人力资本，中国教育必须面对新需求，富有远见地做出选择；在经济发展新常态下实现“大众创业，万众创新”，需要通过有针对性的教育，既能解决对现有农民工技能的转型，又能面向未来培养出具有高人力资本的新知识群体。

中国经济如何再创新奇迹？

我们经过努力，走了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现代化之路，十九大确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的新历史方位，新时代如何再创新奇迹？

首先是在新理念指导下引领新发展，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

最初提出“中等收入陷阱”问题的世界银行专家发现了一个事实，即帮助一个国家成功摆脱贫困，进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的有效政策并不是以帮助其成功完成中等收入到高收入的转变的政策，所以发展的理念必须与时俱进。

十八大以来，形成了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新理念。在新理念指导下，我们可以准确把握经济发展的基本面是要超越短期、扰动性和局部性的现象层面，着眼于主导性的趋势和宏观层面。

从国际政治经济环境看，和平和发展的时代主题没有变，存在诸多有利于我国发展的新因素；从我国自身的发展潜力看，仍然具有高中速水平的潜在增长率，同时有较大的潜在改革红利；从对外开放看，丰富对外开放的内涵，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等重大对外开放措施，在合作共赢中有利于维护我国的发展利益；从国内供给侧改革层面看，农民工市民化、贫困人口全面脱贫、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等，将充分释放消费需求潜力，推动宏观经济保持稳定性和再平衡。这就是作者为我们分析的发展潜力的新蓝图。

在新时代，评价经济增长新格局的依据是看增长的质量，即应该是没有水分的增长，不以资源、环境、生态、劳动条件恶化为代价；应该是潜在增长率提高带来的增长，而不是靠政策刺激超越潜在增长率带来的增长；应该是产业结构调整以生产率提高为取向获得的增长；应该是靠全要素生产率提高，而不是靠传统动能的延续带来的增长；应该是在供给与需求之间新的动态均衡基础上实现的增长。这就是作者为我们绘就的新时期新增长的质量蓝图。

在新常态下，保持经济中高速增长的任务，并非简单的实现某一个百分点的增长率，核心是实现增长动能的转换，即以生产率驱动的方式实现预期的增长目标。其基本的逻辑是：从人口红利到改革红利的实现，推进以人为中心的新型城镇化，这是以人民为中心发展思想的具体体现，是贯彻落实新发展理念的具体抓手，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具体领域。

那么，如何来落实以人为核心呢？需要着力推进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着力提高户籍人口的城镇化率，着力实现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同步，着力增强城市宜居性，提升人民群众获得感和幸福感。

从人口红利到人力资源红利的实现，在新的发展方式中，人力资本不仅将成为越来越重要的增长源泉，而且也是推动创新和提高生产率的必要。经济增长归根结底靠劳动者的创意推动，而逐年普及或深化的教育则是现代化社会创意产生的必要前提，创新的源泉和生产率的保障。

所以，要成功地获得人力资本红利，教育发展具有至关重要且不可替代的作用。但人力资本积累既依靠个人、家庭、社会和政府的投入，也需要来自市场的激励人力资本投资的正确信号。所以中国面临的紧迫任务是如何显著提高教育数量和质量，依靠人力资本积累保持经济可持续发展。

从人口红利到开放红利转变的实现，中国在其二元经济发展时期充分利用了全球化的机遇。在新时代，更应该主动有所作为，成为新一轮全球化的推动因素，同时赢得深度的开放红利。

全球化对中国有利，过去的发展，中国拥抱全球化，抓住了参与国际分工的机遇，而劳动力的丰富又通过全球化对应了制造业比较优势，在竞争上有了先机，就业增加扩大，也给人民带来了分享经济发展的机会。但是当前的一股“去全球化”逆流使我们又面临严重的挑战，我们应该坚持和认识到什么呢？

首先坚持改革开放的大方向不动摇，创造一个更好的开放环境，让所有的与我们交易的国家都能成为共同的赢家；二是抓住新一轮全球化的机遇，中国在全球治理中的角色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话语权和主导权不断强化，在新一轮的全球化中，应该有中国的语境，应该有中国与世界各国共赢共享的环境。三是创造一个新的全球化引爆点，抓住特定时机，将全球化推向新的高潮。“一带一路”建设的提出，反映了我们内外联动，利用好两种资源、两个市场的思路，这并非是简单的产能转移，而是推动新一轮全球化的具体措施。在中国，改革与开放从来都是紧密联系的，只有坚持改革，通过更深更广的对外开放，才能实现发展的目标，中国必然引领经济全球化，也必然创造新的红利。

我们沿着作者的思路，从认识中国奇迹到理解中国发展的拐点，再研究如何跨越陷阱，最终绘就再创中国新奇迹的路径进行探索，这不正是读懂中国经济的最基本路线图吗？

杨庆育：管理学博士，原重庆市发展改革委主任、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现任清华大学国情研究院兼职研究员，西南政法大学、西南财经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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